被枷锁的老板：公司老板们不像过去那么牛B了

老板倒霉小打工仔也不要开心，老板都不好过，上班族的日子更加可以想见！

在《格列佛游记》这本书里，格列佛经历了沉船事故后，精疲力尽地在小人国岛上睡着了，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很多条细细的绳索束缚在地上。他虽然比那些小人们强壮百倍，但是“小人儿”们通过协作努力，制服了他这个巨人。

将于1月25日至29日在达沃斯聚会的大公司老板们的处境，更像是格列佛，而不是他们自己通常所想象的样子。当他们穿着防滑的鞋子，在这个瑞士旅游胜地结冰的路面上，从一个酒会走向另一个酒会的时候;当他们与政治家们在达沃斯亲密交谈时，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那些学究们仍然会像往常一样感到恼怒，因为在达沃斯聚会的这些巨头们在瓜分着世界。但是，当这些老板们开完会返回家时，他们将会发现，那些由达沃斯之外的“小人儿”们给他们缠绕的小绳索，已经绷得比以前更紧了。

二十年以前，老板们是相当不受约束的。美国的公司总裁们以英雄的姿态频现于《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上，任命百依百顺的朋友作为公司董事。欧洲人，比如瑞典/瑞士电力巨头阿西亚•布朗勃法瑞公司的老板皮尔斯•巴奈维克，也把美国对CEO的膜拜文化引入了旧大陆。但是，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尤其是2001年的安然丑闻和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剧了人们对权力膨胀的老板们的质疑和批评。2010年时，两个法律学者，马塞尔•科恩和爱德华•洛克发表了一篇论述“备受攻击的CEO们”的很有创意的论文，自那以后，CEO们受到的攻击越益猛烈。

一个迹象是，现在老板们在位的时间没有过去那么长了。据咨询企业布兹公司的资料，在世界上最大的2,500家公司中，离职的CEO们平均任职时间从2000年的8.1年降为现在的6.6年。如果不是由于中国国有企业对CEO的宽宏大量，这个数字还会下降得更厉害些。2010年，全世界CEO的替换率是11.6%，但是中国只有这个比例的一半。布兹公司还注意到，现在持股者们给老板显示自己能力的时间很短：利欧•阿波赛克尔当软件公司SAP的CEO只有七个月的时间，当电脑巨头惠普的CEO也只有十个月的时间。

另一个表明“小人儿”们正在得手的迹象是，总裁(CEO)兼任董事长的情况(就像学生给自己出考试题一样)减少了。布兹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CEO兼任董事长的公司从2002年的48%降到了2009年的12%。即便美国人也开始对帝国老板们感到警惕了：据压力团体“公司档案”的资料，标普500公司中，CEO自己给自己出考试题的从2002年的78%降到了2010年的59%。

老板们的报酬仍然不菲，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CEO职位更不稳定的一种补偿。在大多数国家中，CEO报酬的增长速度比上世纪九十年代更慢了。在美国，CEO报酬可能还在降低。而且，“小人儿”们正在迫使政治家们加强管制。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持股人权力法案，给予持股人投票决定高管报酬的权力(非约束性)。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建议给持股者有约束力的投票权力来决定公司高管的报酬。

过去，公司的格局通常是分散无力的持股者面对集中强大的高管层，但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共同基金)的增长改变了这种格局。美国上市公司股票中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已经从1970年的19%增加到了2008年的50%。此外，过去十年中的公司丑闻也增进了持股者对公司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兴趣。

持股者们现在有了更强大的武器来对付那些为自己服务的老板们，例如，风险管理公司RMG为持股者提供投票人授权方面的咨询。此外，持股人们还有了更强大的同盟者，对冲基金正在积极地介入公司的决策过程，曾经对麦当劳、时代华纳和德国政券交易所等巨头发起挑战。

同时，公司董事们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老板们随意把自己的高尔夫球友塞进董事会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把公司董事会形容为“形同虚设的庞然大物”)今天，公司董事会的大多数董事来自公司外部，这对董事会的质量有极大的改进作用。咨询公司Korn Ferry在对美国最大的一百家公司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公司的新任董事中，95人有丰富的国际经验;21%持外国护照;12%曾经在金砖四国工作过。这些董事们也更乐意作严格的监督者，而不仅仅是亲密的顾问。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巴鲁克•利夫在他出色的新书《赢得投资者》中写道，在目前的新世界中，孤独的CEO经常面对着“成群的竞争者”，有时甚至是敌手。

建议：对CEO们留有余地

所有这一切都在影响着老板们的行为。在公司世界目前最流行的用语是“谦恭的领导方式”、“服务性领导方式”、“讲求实务的领导方式”等等。但是，公司的经营业绩是否因此有了改进呢?学术界认为，确实有所改进。约翰•科尔和同事们的研究显示，那些持股者权益较大的公司比持股者权益较小的公司有更高的经营利润;克莱格•道依治和同事们的研究显示，那些董事会强劲的公司在融资时可以得到更低的利息。

不过，一些CEO对这样的新秩序存在疑问。他们问道，假如我们总是被一群竞争者质疑，我们怎么能够专心于长期的增长目标呢?有些CEO因此而改换门庭进入私人公司。比如，安托尼•汤普森本来在英国阿斯达公司负责“乔治”品牌的服装业务，他在离开阿斯达进入私人服装公司“Fat Face”后，高兴地说：“我不必再像奴隶那样听命于公司的各种废话和过度监管了。”格利佛最终说服了那些“小人儿”们放松了他，CEO们肯定也试图做同样的事。